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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父母亲,于十五岁那年圆的房

作者:admin      来源:admin      发布时间:2018-07-31
我的父母亲,于十五岁那年圆的房。
 
       十九岁那年,母亲生下了大姐,二十岁,又接着生了二姐,由于长期经常性的饿饭,母亲严重营养不良,二姐因先天不足,加上天气寒冷,无衣无被的,生下才几天就夭折了。当年,四奶奶当家,就连母亲生产的指标粮和糖,也无法得到保障,于是,母亲咬着牙,带着丧女之痛,与父亲一道,提着一家三口唯一的家当——一口薄皮木箱,走出了爷爷的家门,在河对岸的平民窟——粤汉码头租房安下了家。父亲卸下内房的门板,再加上两条长板凳,于是,家里就有了一张不错的床了。
       解放后,普通人家是不准请工人的,爷爷也只得靠一点房租收入维持生计,由于四奶奶无来由的折腾,二叔结婚后,她甚至三番两次地到二叔家,要将二叔结婚的蚊帐取走,无法,二叔和二婶也只得搬离了爷爷的家。
       一到年节,爷爷便过江来接我们回去团聚,母亲一般是不愿回去的,于是,爷爷抱起大姐,提起家里煮饭的锅子就走,父母亲也只得跟在后面一道走。待我们吃完年饭,一离开爷爷家,四奶奶必定又要跟爷爷有一场大吵的。
       就这样,家里无消停的折腾,爷爷身体状况也不太好,又经常酗酒,不到六十岁,爷爷就过世了。
 
       母亲是一个好强的人,那时,刚逢解放初期,母亲积极地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做军鞋、送军粮的活动,并且担任了居委会主任,热情组织并参与妇女学文化脱盲班学习,母亲很聪慧,字,也写的很工整,加上出生贫穷,做事肯干,在街道颇具号召力,很得当时的区领导和街道领导的赏识。
       没几年,家里的老三、老四也陆续出生了,因为小孩多,这么多的人要吃饭,那时候,街道的工作都是无偿的、没有工资拿的,母亲不得不放弃了街道的工作,我们姊妹几个也被陆续送到了农村外婆家寄养,就这样,大的接回,小的又送过去,直到读书。
       1956年,公私和营,成立了合作社,父亲和母亲都加入了由众多的篾匠组织的“红卫竹器社”,在社里,父亲破篾,母亲编筐,有时候,母亲还会将一些小的物件拿回来教哥哥和姐姐做,社里实行多劳多得,家里也因此出现了少有的鼎盛状况,添置了不少的家具和衣裳。每周还可打上一次牙祭。我们的家,也从粤汉码头搬到了湘江码头。
 
       在单位里,母亲一直就是一个积极分子,先后担任过妇女主任、民兵连长、革委会主任,她要组织妇女学习、民兵执勤以及革命群众“打老虎”、扫“四旧”等活动,可能是从小没有家庭、没有父母关爱的人格外珍惜这份来自集体的温暖,也只有这种被认可、被拥戴、被需要的感觉,才使得母亲从真正意义上认知了自己,那时候的母亲,她以极大的热忱、以超人的精力投入到了她的工作,以对党十二分的虔诚积极地要求进步,她,释放了她所能有的最大能量,常常是;邻里争吵来找她,夫妻不和来找她,两派争斗也来找她,就连谁家没饭吃了,哪位干部如何袒护自己的妻子上班迟到带小孩都来向她汇报,要她处理,母亲是个直性子,做事从不知道转弯的,她总是那么公平、公正,那么直接地处理这一切的问题,在取得大多数人的拥戴的同时,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,加之没有多少文化,又有个在台湾的叔叔,所以入党的问题一直就没有解决,这,也是母亲几十年来一直未能了却的心愿。
 
       在家里,母亲是家中的主心骨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哪一样都离不开她,做饭、洗衣、搞卫生、带小孩都得她亲自动手,父亲除了上班外,就只是买买菜、洗洗菜了,母亲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,经常是菜还在锅里,又被一班人拖去处理各色纠纷,家里孩子又多,母亲难以兼顾,只得将我们一个个送往乡下的外婆家寄养,到了读书年龄才接我们进城上学。
       所以,我们姊妹几个都是在农村带大的,尤其是我,几个月大就到了乡下,和乡下舅舅们的孩子们一块长大。因二舅妈过早地去世,大舅、二舅和大舅妈都要出工,他们的孩子加上姨妈的孩子,我们一共有十几个,每天,我们吃喝在一块、打闹在一块,弄得外婆总是顾东顾不了西。
       那时候,在我们对于地域的理解中,就只有“城市”和“乡村”两种概念,幼小的我和那些还没有开蒙的乡野孩子,不知道世界有多大,有五大洲、四大洋,也不知道人类还会有各种肤色的人种,更不知道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,而地球又处于行星系,我们只有最普通、最朴素的概念,那就是:他们是本地人,而我们是城里来的,所谓“大城市”、“衡阳”,是我们对所有外部的、遥远的地区的统称。在体格和淘气指数上,我们远不如那些乡村孩子,而那种被强权压制下才有的特别维护,令我们在孩子堆中很没面子,于是,我们又沦入了父母亲那种从小缺乏父母关爱,没有家庭温暖的轮回之中。
       记得前两年,姨妈和表兄来我们家做客,姨妈问起我的右胳膊现在怎样,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,我不甚明白,姨妈告诉我说:小时候,因和表兄弟们一块淘气,在来回的推搡中,我的右胳膊被他们弄得脱臼了,当时,还没有修路,通往城市仅靠一条逼仄的乡间小道,还得走两个多小时才能坐上车,交通很是不便,农村又缺医少药的,姨妈只是简单地用草药给我敷了敷,现在说起来,我对之印象也模糊了,而父母亲却直到现在才知道此事。
    
       回到城里,我不敢称呼自己的妈妈,那一口地道的的乡音又令我不敢轻易地开口说话,我,总是怯生生地看着母亲来来去去忙碌的背影,望着围在她身边一拨又一拨的人们,在我们和母亲的字典里,从来就没有任性的、无理由的娇纵,有的只是“正确”或“错误”二字,尽管,母亲没有从细节上给我们以更多的爱抚,但是,母亲她那做事利落的风格,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,特别是她那满腔的正义感,对集体的热爱,对同志、对亲友十二分的热忱,一直就在影响着我们,指导并贯穿着我们整个的人生观和世界观.......